英雄联盟下注

3月19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7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中东地缘冲突、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王震、邹骥、王增业、宋枫联合解析。

英雄联盟下注-英雄联盟博彩 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宋枫代表论坛发布《中东地缘冲突、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中东冲突与历次石油危机

二、油气安全与冲击应对工具

三、通过绿色转型提升能源安全的路径

四、能源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与应对

一、中东冲突与历次石油危机

（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严重影响全球能源供给安全

自2月28日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打击已持续20天，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显著冲击。石油作为全球定价的商品，地缘冲突首先通过价格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同步传导。2月28日前，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70-73美元/每桶。3月1日-3月3日，伊朗袭击海湾油气设施，3月2日开盘后油价大幅跳涨，涨幅约8%。市场初期预期战事将快速收尾，但双方均无停火意向，针对海湾地区国家石油设施的打击行动持续推进，推动油价持续攀升。3月11日，国际能源署（IEA）释放历史性4亿桶石油储备，却未能对油价上涨形成有效缓解，当前油价已升至100美元/桶左右。

尽管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已成为全球核心议题，各国均在探讨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加快向绿色能源转型的路径，但石油与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油气占全球能源生产量的60%、消费量的55%。中东国家是核心石油市场地区，储量占全球一半；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31%（24年数据）；并掌握全球大部分可快速动用的闲置产能，能够在油价大幅上涨时释放产能。

本次军事打击不仅影响海湾地区油气生产能力，更冲击了全球油气海运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是全球石油与天然气运输的核心通道，据IEA测算，其日均原油运输量约2000万桶，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20%；液化天然气贸易也高度依赖该通道，全球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量经此转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关闭后，相关通行情况说法不一，大部分认为其实际油气运输量已下降95%以上。

本次军事打击从生产能力、运输通道两方面，对全球油气能源供应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且供应冲击存在区域不对称性，亚洲国家受影响最为显著。亚洲国家油气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美国自页岩革命后，已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油价上涨使其作为油气生产国受益，但油价上涨也会对其消费及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于亚洲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主要出口目的地涵盖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亚洲地区，占其出口总量的绝大部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深远，替代供应来源及运输路径距离更远、成本更高，能源供应面临较大风险。

（二）本次危机 v.s. 历史上的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事件，历史上由供给侧冲击引发的油价暴涨催生了多次石油危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诱因分别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与伊朗革命。2007年油价暴涨的成因与70年代存在明显差异，核心驱动因素为需求侧拉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能源消费量大幅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快速增长；而此时页岩气革命尚未发生，传统石油能源供给增量有限、增产潜力不足，推动油价自2003年起持续上行。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加之2007年后页岩革命推进，油价逐步呈现下行趋势，2013年后油价持续回落，直至俄乌冲突爆发。历次石油危机可按主导因素划分为供给侧冲击与需求侧冲击。本次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成因相似，均以供给侧遭受冲击为核心特征。

从油价涨幅来看，2007年油价上涨绝对数值较高。从涨幅倍数来看，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涨幅更为显著，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后，国际油价上涨接近4倍；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使油价上涨3倍。

关于油价未来走势，IEA于3月初针对本次危机发布专项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尽管本次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都属于供给侧冲击，但此次冲击更具有实质性与长期性，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油气基础设施遭受实质性损坏（钻井关闭、港口受击），核心咽喉物理封锁，恢复周期会远超70年代的单纯政策解禁；二是石油全球化明显，价格波动将更加显著；三是2026年中东以外地区产量增长有限。

二、油气安全与冲击应对工具

（一）油气安全对我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在能源安全议题的探讨中，油气安全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近年来，能源消费总量和生产总量不断攀升。2025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51.3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6%。2025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61.7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5%。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3.5%左右的水平，对于我国庞大的能源消费基数而言，这一增速对应的增量规模已处于较高水平。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但占比呈持续下降趋势，且煤炭供应主要依赖国内生产。同时，我国正加快清洁能源转型进程，而油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也不容忽视，石油与天然气合计占比达27%，其中石油占比相对稳定，天然气占比有所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提升。

从生产结构来看，煤炭仍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生产品类。由于国内石油的产量与储量相对有限，其对外依存度成为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始终维持在70%以上，意味着我国石油消费中约70%依赖进口；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则处于40%-45%区间，接近消费总量的一半。

在进口来源方面，我国原油主要进口自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西及阿曼等国家；天然气进口来源集中于俄罗斯、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卡塔尔，其中卡塔尔作为本次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宣布暂停天然气生产，而该国天然气进口量占我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28%，反映出我国天然气进口来源集中度较高的特征。

从运输通道来看，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是我国油气进口的关键通道，约40%的原油进口暴露于海峡运输风险之下。基于上述因素，油气安全成为我国能源安全体系中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

（二）保障能源安全的政策工具

在短期应对政策与工具方面，主要分为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从价格工具来看，我国成品油价格实行非完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由于石油进口依存度超70%，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直接挂钩，冶炼、运输、零售等中间环节仅对价格影响相对有限。成品油价格通过特定换算公式与国际原油价格联动，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平滑油价波动，并设置天花板和地板价机制，价格超过130美元/桶或者低于40美元/桶不进行调整。其中，130美元/桶的上限标准旨在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40美元/桶的下限标准则为保障国内油田生产效益，低于该价格国内油田将面临亏损风险。

从数量工具来看，一是战略石油储备，截至2025年底，中国原油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总量已突破12亿桶（中国日均石油消费量在1650万至1680万桶之间）。二是成品油出口限制，在特殊时期，发改委可启动成品油出口调控机制，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供需关系（3月，汽油、柴油、海运航煤全被限制出口）。

在中长期应对政策与工具方面，聚焦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其中供给侧的核心举措是推动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这也是我国长期坚持的能源安全保障策略。由于石油、天然气属于资源禀赋高度集中的能源品类，其生产区域分布具有天然集聚性（如中东地区），导致进口来源多元化推进存在客观难度。但相较于10年前，我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比例降低，覆盖国家增多，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形成有效补充。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家也更加均衡，管道占比有所提升。

三、通过绿色转型提升能源安全的路径

相较于短期政策工具，能源绿色转型是提升我国能源安全的长效解决方案。我国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已持续20年，相关趋势可通过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的快速增长得到印证，其中风电与光伏装机规模增速尤为显著。以下结合关键时间节点，梳理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推进历程。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出台；2009-2010年，启动风电补贴政策；2012年，提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建设目标，推动相关产业发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能源转型指明方向；2015年，以电力行业为开端，推进电力、油气领域能源体制改革，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正式提出，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为核心路径，加速能源绿色转型进程；2022年，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从“新型电力系统”到综合能源体系的战略升级；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目标。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七个方面重要任务，包括重大水电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沙戈荒”等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

综上，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并非短期举措，而是历经20年持续推进的系统性工程，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长期战略路径，其核心驱动力包括三重维度：产业发展、能源安全和降碳减污。

第一，在产业发展方面。能源产业覆盖上游原材料供应和设备制造、下游发电应用，且延伸至交通电气化等终端用能部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收益之一是产业发展相关规划的持续落地。2009年，我国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新能源产业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此后各五年规划均持续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十五五”规划中，新能源仍然是战略新兴行业之一。清晰的发展规划为市场传递了明确预期，这也是我国孕育出全球领先的风电、太阳能及储能企业的关键原因。

同时，我国配套实施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保障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消纳等数量支持政策和上网电价等价格支持政策，为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在降碳减污方面。能源既是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能源绿色转型的另一重核心收益体现为降碳减污。从大气污染治理到“双碳”目标落地，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空气污染及改善整体生态环境过程中，能源绿色转型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这一成效可通过单位GDP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下降得到体现。

第三，在能源安全方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始于“十一五”时期（2005-2010年），实际启动于2008年，此后“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均持续推进相关部署。

能源绿色转型主要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大方面提升能源安全水平。从供给侧来看，呈现两大替代特征：一是一次能源结构中电力占比显著提升，其中绿色一次电力占比从2000年的7.7%提升至2024年的23.8%；二是电力供应结构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超过传统能源，较此前实现大幅提升。从需求侧来看，终端电气化趋势是核心路径。需求侧关键领域的电气化转型成效显著：其一为交通部门，该部门是油气消费的核心领域，低碳交通运输工具加快普及，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发展，正在重塑交通能源结构；其二为工业制造领域，众多制造业终端用能方式正从传统能源向电气化转型；其三为建筑领域能效水平大幅提高。总体来看，我国电气化水平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

四、能源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与应对

（一）能源安全、绿色与成本之间的平衡挑战

一方面，随着新能源占比持续提升，电力系统运行从以稳定可控的传统电源为主，转向更加依赖自然条件的发电结构。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特征，其出力在时间和规模上均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其中，随机性表现为发电出力受风速、辐照度等气象条件影响显著，出力时点与规模难以精准预测。间歇性是指发电依赖自然资源条件，当风力不足或日照消失时，发电会出现阶段性中断。波动性则是在短时间尺度内，发电功率可能随气象条件变化而快速波动。尽管风电、光伏的发电成本已大幅下降，多数场景下发电成本已显著低于火电，但发电成本与用电成本并非同一概念，上述三个特征是新能源的固有属性，为缓解其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需投入额外成本，进而可能导致终端用能成本上升。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作为用电成本构成部分的电力辅助服务费用，近年来呈现明显上涨态势，这也说明了发电成本下降并不必然带来用电成本同步降低。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新能源发电成本同样大幅下降，但零售电价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新能源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对关键矿产的新依赖风险。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s）是指对新能源、人工智能、航天军工等先进产业具有不可替代重大用途的金属元素，是支撑能源转型、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物质基础。新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包含铜、锂、镍、锰、钴等，它们在能源的生产、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永磁电机、动力汽车、储能系统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制造国与消费市场，庞大产业需求与关键矿产资源保障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例如，我国铝、铜、钴、镍等关键矿产的资源禀赋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进口来源集中度偏高。资源端保障偏弱与产业端需求扩张并存，使我国绿色产业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与价格波动风险冲击。

（二）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促进转型与安全协同

第一，发挥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在提升能源系统韧性中的作用。我国储能发展进入规模化推进阶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抽水蓄能与新型储能协同发展，技术结构不断优化。储能可以有效弥补新能源出力不稳定的不足，是增强新型能源系统韧性的重要支撑。首先，以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储能可快速提供调峰、调频、电压支撑等灵活性资源，缓解新能源波动对系统运行的冲击。其次，抽水蓄能与电化学储能可在新能源富余时储能、在负荷高峰时释放电力，减轻常规电源保供压力。最后，氢能具有长时储能优势，能够将富余可再生电力转化为可长期储存的能源载体，提升能源系统跨周期调节能力。

第二，完善市场与政策机制，推动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更好支撑能源绿色转型发展。首先，完善市场与价格机制，推动储能以独立主体或“新能源+储能”方式参与电能量、容量和辅助服务市场，完善容量补偿机制，增强商业可行性。其次，强化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能力，围绕长时储能、多技术混合储能等方向，加强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制，推动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然后，拓展储能多元应用场景，推进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储能应用，重点发展新能源基地配储、独立储能电站和智能微电网等模式。同时，健全储能标准与监管体系，完善储能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实施与动态评估，提升行业规范化和安全性。

第三，增强关键矿产保障能力，夯实能源绿色转型的资源基础。首先，提升国内关键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加大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完善采选冶及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完善关键矿产资源全链条产业体系。推进采矿、选矿与提纯技术创新，扩大国内二次资源供给，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其次，增强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积极开拓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周边国家市场，深化与对华友好国家和相对中立国家的经贸往来，提升进口渠道多元化水平。支持下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积极探索发现关键矿产替代物，降低对单一矿产资源的依赖。最后，增强关键矿产价格影响力和综合议价能力，完善关键矿产交易与定价机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产业发展联盟，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议价能力。建立关键矿产资源国家收储机制，鼓励矿业企业优化商业储备，降低矿产价格波动对产业链的冲击。

第四，完善传统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为绿色转型平稳推进提供兜底支撑。重视传统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安全资产”作用。首先，建立产能储备制度或弹性产能机制，持续夯实国内化石资源勘探，强化深层、深海和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增强国内资源供给韧性，提高综合能源供应能力。其次，完善油气基础设施和多元供应通道。坚持立足国内、多元保障，优化进口来源、运输通道和长期合作安排，降低对单一地区、单一通道的依赖。最后，健全储备与应急保障体系，持续推进储油储气设施建设，做好地下储气库、LNG储罐等储备设施规划布局，推进储气设施集约、规模建设。完善油气供需监测预警、储备调峰和应急保供机制，提升极端情景下的应急保障能力。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中东地缘冲突、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美伊战争外溢效应显著，其核心影响在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此次危机与历史上的石油危机存在差异，美国已从石油进口国转为出口国，虽因油价上涨获益，但国内通胀仍受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凭借超比例战略储备、能源安全布局及新能源发展，受影响有限。

此次战争为中国能源安全带来多重启示：需持续强化能源安全长期研究与战略储备建设，推进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结合进口国市场优势构建安全体系，同时坚持新能源长期投入，兼顾应对石油危机、支撑高科技发展与履行全球气候责任。战争将推高油价并引发全球通胀，但因美国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能源安全布局完善，冲击程度有限，不太可能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受美国中期选举影响，预计战争大概率在三至四个月内结束。中国应静观其变，持续完善内需体系与供应链改造，保障国民福祉。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认为，原油占世界一次能源之比和中东原油占世界原油之比均为31%，美伊冲突导致布伦特油价、迪拜现货价飙升，东北亚天然气现货价创近年新高。与1978年相比，中东原油占比略降至31%，美国通过页岩革命实现能源独立，原油、天然气产量占比提升，经济对石油依赖度下降，所以目前全球暂未发生石油危机。但冲突可能使美国主导的中东传统能源安全承压，全球油气贸易去全球化加深，以及运费与保险费大幅上涨。

我国超三成原油、近三成液化天然气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油气及相关化工品对外依存度较高。但我国已构建政府、商业与企业协同的储备体系，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与海外权益油布局，叠加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国内原油、天然气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形成供给侧兜底能力。在需求端，新能源规模化替代成品油，电动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长期来看，我国需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与能源强国，持续提升终端电气化水平，发展氢能、绿色燃料等非电新能源；同时推进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重视战略性矿产资源布局，在传统油气地缘政治向关键金属地缘政治转变的背景下，坚持对外合作与守住安全底线，提升全球能源竞争主动权。

中油资本首席经济学家王增业指出，中东冲突短期或引发严重能源供应中断；中期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推动油价中枢长期抬升8-10美元以上；长期来看，随着“东升西降”与美国战略性撤退，其对全球治理机制的破坏，将使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从供需主导转向安全风险溢价主导，价格中枢普遍抬升且持续时间较长。同时，冲突印证了中国在能源自主、绿色转型与多元化方面的成效，为各国提供了借鉴，也为中国核电、风光电等新能源技术与产业出海创造了机遇。此外，冲突将推动各国加速能源通道多元化，减少对高风险海峡的依赖，发展管道、铁路等陆路运输，为相关产业出海带来新机会。

冲突还将促使国际贸易安全保障机制发生转变，关键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贸易、通道安全及结算机制等需构建新合作模式。中国已通过持续推进新能源转型积累了坚实的应对能力，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业对传统油气的替代效果显著，且未来替代规模仍将持续扩大。在风光、核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中国已具备全球领先优势，但需高度重视相关产业所需稀有金属的安全保障问题，这直接关系国家能源安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长与利益关联加深，不应再保持“静观其变”的姿态，而需通过积极的外交举措等方式，巩固合作伙伴关系，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切实保障自身的通道安全、资源安全与能源安全。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中东地缘冲突短期可能陷入类似乌克兰战争的低烈度僵持，而非短期内解决；中期呈现对峙与局部缓和交替的态势，时间跨度约5-15年；长期则可能形成持续对抗僵局，阿拉伯世界内部发展程度、团结程度、和解程度和地区大国博弈等因素进一步加剧复杂性。能源安全与独立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内涵之一，而关键在于厘清时间尺度对能源战略的影响。

我国应对此次冲突的能源韧性与适应能力显著提升，主要依托战略油气储备、进口来源多元化、油气价格管制能力、电力跨越式发展、全面电动化、热泵技术对燃气取暖的替代，以及庞大经济规模带来的空间。在能源发展路径上，需稳定煤炭存量，电力增量依靠风光水核等非化石能源，并逐步替代煤炭存量；同时推动能源安全、气候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协同，将宏观政策与能源转型深度对接，“十五五”期间重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低碳化，加快储能、虚拟电厂建设，全面落地交通、建筑、工业领域电气化，依托绿电、绿氢构建新产业链，推动实现能源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聚焦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下游中小企业的冲击，指出此次影响远超1990年、2003年两次海湾战争。当前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其中70%依赖中东石油且多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叠加短期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冲击不容忽视。这种影响具有异质性：上游能源、原材料行业及垄断企业因定价权强、成本转嫁能力高，受影响较小；而下游竞争性制造业、民营企业，因需求弹性比较大且缺乏定价权，成本难以转嫁。当前经济下行、需求低迷，叠加供过于求的“内卷式竞争”，这些企业本就利润微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竞争压力，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关键因素。

中长期能源转型虽重要但难解燃眉之急，同时需要重点加大短中期政策力度，聚焦中下游民营制造业企业。一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优化结构性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利率优惠等帮扶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三是推动民营企业保护与激励政策落地；四是限制上游垄断企业成本转嫁，保护市场竞争；五是完善“内卷式竞争”治理政策，优化市场环境；六是依托我国能源转型优势，持续加大转型力度，筑牢长期安全基础。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设计 责编：马文林

审核：陈佳莹 宋枫